1949年，江姐面对严酷审判从容无畏，宁死不屈

自贡市大安区的大山铺镇，江家湾的古老盐井早已停用。井架被拆除，井口封闭，周围长满了齐膝高的野草。空气中依稀还能闻到一丝咸味，似乎是土壤中渗出的痕迹。江竹筠于1920年8月出生于此家境贫寒，父亲常年不在，母亲则靠缝补衣物维持生计。她八岁那年，母亲带她前往重庆。从自贡到重庆，不论水路还是陆路都需要漫长的跋涉，行李不多，他们在江北租了一间低矮的房子。房屋漏雨，雨水流入一个破烂的瓦盆接住。十岁时，她在袜厂做童工，机器高过她的身子，她必须踩着一块木板，才能够碰到纱线。那块木板不稳，机器一开动，板子就抖动，她只能站着，无法坐下。车间里挂着汽灯，灯罩上积满了灰尘，发出的光线暗黄。她的手指因被线勒出一道道印痕，晚上回家时，印痕依然清晰，指甲缝里沾满了黑色污垢，浸入清水中搓洗时，水面浮现油花。

到十二岁时，一位老师发现她识字，便将她送入学校。她白天上课，晚上则在家帮母亲糊纸盒，糊一百个纸盒能得三枚铜板。课本是借来的，边角卷曲了，她用米汤将纸页粘平。午餐没有时，她中午带一个红薯放在窗台上，等下课再吃。红薯吃时皮已皱，她逐一小心剥开。

1939年，她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宣誓在一间阁楼上进行，窗户用棉被堵住，桌上点着煤油灯，楼梯窄而吱呀作响。宣誓结束后，她擦了擦手，恰好灯芯爆了一下，火焰照亮了墙上用粉笔画的镰刀锤头图案。入党后，她负责交通工作，重庆的坡道多，她每天走三十里路，鞋底磨损后，就在路边买草鞋。草鞋虽然磨脚，她还是在脚后跟垫了块布。她常将信件缝在衣角，回家后还得伪装成会计，桌上有账本，底下则藏有紧急邮件。

1944年，她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，自改名为江志炜。同学们只知道她来自重庆，为人沉默，笔记清晰。在成都，她租住在一间靠墙的小房子，窗外一棵槐树在夏季开满白花。每当她扫掉地上的花瓣堆成小堆，等至第三天才扔掉它们。1945年，江姐与彭咏梧结婚，彭也是地下工作者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间小屋里，屋内仅有一张桌子、两只箱子与一张床。虽然没有拍婚纱照，但有一合影是五名同志在公园拍的，彭咏梧在最后一排，只露出半边脸。她将照片秘密藏在箱底，会议时坐在门口择菜，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，便将菜篮子挪开，篮子里满是掩盖纸张的青菜。

1946年，他们的儿子彭云出生。孩子满月时，彭咏梧买了红糖煮汤，与来开会的同志们分享。夜晚孩子哭闹时，她揽着他在房中来回走动，而彭咏梧在桌边忙写文件。孩子学会走路那年，彭为他用木头做了一把小手枪，孩子兴奋地在屋里跑，江姐则在后面小心护着，生怕他撞到桌角。

1947年，她参与《挺进报》的发行，报纸印在薄纸上，卷起来装入竹筒，再放进菜筐。她抱着孩子，菜筐搁在脚边，坐船过江。报纸印好后要迅速晾干，五十份一摞，用线捆好，再用旧报纸包裹。有一次船行至江心，检查人员登上船，她紧紧搂着孩子，悄然将菜筐踢到座位底下，检查完他们便离开了。

1947年冬天，彭咏梧要去下川东，临走前她在灯下缝补袜子，密密麻麻地缝好几层。彭问为何缝得这么多，她只简单回应山路不好走。他出发之际，孩子仍在沉睡。彭在门口久久不肯回头，最后言道让她回去。她坚持让他先走，于是送他至巷口，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。

当天清晨，船到码头时仍未天亮，雾气缭绕，船笛鸣响。码头上忙碌的人们各自觅食与搬运。她将衣服和补好的袜子包袱递给彭，他肩上搭着包袱，走出几步回眸望她，而她默默地立着，没有挥手告别。船逐渐离开，彭的背影在湾口消失不见。

1948年1月，川东起义爆发，彭咏梧与游击队活跃于奉节、巫山一带。队伍人数不足，武器匮乏，但彭却能将所有可用的枪支集中分发给战士。1月16日，他们的队伍在奉节青莲乡遭到围困，弹药短缺，粮食不多，彭留下掩护其他队员逃生，最终未能成功。那天与他同留的几位同伴也未能逃出困境。他的头颅被敌人悬挂于城门上，令人心寒。消息传来之时，江竹筠正忙于万县的联络工作，传达消息的同志在门口久久犹豫，终于鼓起勇气将这一切告知她。